蒂姆·赫瑟林顿:战争与同情

蒂姆·赫瑟林顿:战争与同情

蒂姆·赫瑟林顿:战争与同情

在西方,关于战争和冲突的报道往往远离百姓生活。报道主要强调统计数据和战争的机械装备,士兵的伤亡人数仅仅是一个数字,战争的受害者则沦为牺牲品。甚至,在普通人眼中,战争与电子游戏中的虚拟暴力以及漫威漫画中简单的“善恶对决”差不多。

蒂姆·赫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的职业生涯早期曾前往西非,记录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政治动乱。2007年,在担任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Council)调查员两年后,他与作家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 Junger)一起记录美国在阿富汗库伦古的军事行动,他们与美军的一个排一起被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前哨站——雷斯特雷波地堡,这一任务长达两年。

起初,他专注于战争本身。然而,正如他后来所观察到的,用老生常谈的方式记录战争也越发无聊。因此,他开始探索地堡生活的“本质”,用他的话说,就是“用小历史的形式讲述大历史”。

他用一种新的方式记录战争,尝试不同的媒介和表现方式,包括制作书籍、电影、展览、多屏幕装置、传单项目等。他将在阿富汗拍摄的作品集结成书《异教徒》(Infidel ),并获得了奖项;与塞巴斯蒂安·荣格共同执导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Restrepo )获得2010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陪审团奖,并在次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电影《日记》(Diary ),强烈而极具个人色彩地唤起了他的战争经历,与其在英国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2011年4月,在参加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不到两个月后,蒂姆·赫瑟林顿在报道利比亚内战时被弹片击中身亡。

在本次采访中,蒂姆·赫瑟林顿的4位朋友和前同事向我们回忆了他的生活、工作以及讲故事的方式。他们分别是:他的生活伴侣、人权电影制作人伊迪尔·易卜拉欣(Idil Ibrahim),纪录片导演、记者和作家詹姆斯·布拉巴松(James Brabazon),作家兼电影导演托帕兹·爱迪斯(Topaz Adizes),还有蒂姆·赫瑟林顿基金会执行董事斯蒂芬·梅斯(Stephen Mayes)。该基金会是由蒂姆·赫瑟林顿的家人建立的,以管理其财产并积极培养年轻的摄影人才。

与蒂姆· 赫瑟林顿(TimHetherington) 的朋友们对谈

蒂姆·赫瑟林顿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摄影师吗?

伊迪尔·易卜拉欣:蒂姆天生富有同情心,这使得他的作品也充满同情心。在他的静态摄影中,我立刻想到了“康复运动”,这是一组关于安哥拉截肢运动员的照片。(图02)

詹姆斯·布拉巴松:有一张照片是一名叛军在去战斗的路上与他的妻子或女朋友道别。他们在情感上最重要和最紧张的地方是两张脸之间的空间,这是一个相聚和分离的美妙时刻,体现了蒂姆影像创作的敏感性。(图01)

斯蒂芬·梅斯:蒂姆的同情心超越了他的摄影主题。他认为自己或周围的人与他拍摄的人永远在一起,当然,地理因素除外。

托帕兹·爱迪斯:蒂姆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将普通观众与他们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经历联系起来。与其说他提倡同情,不如说他反对“同情疲劳”。

“同情疲劳”是什么意思?

托帕兹·爱迪斯:随着大量视觉材料充斥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苦难的图像变成了老生常谈,人们会感到厌烦或变得不知所措。蒂姆所关心的是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创作出感人的作品,刺破冷漠的外壳,重新点燃人们的同情心。

詹姆斯·布拉巴松:对蒂姆来说最关键的事情之一是“行动”。在他看来,真正的贫穷并不是缺乏物质手段和资金,而是缺乏行动。这对于理解他的作品至关重要,拍摄时他会努力给拍摄主体主动权。这就需要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作品进行重新定位。

托帕兹·爱迪斯:但这是有代价的。你必须敞开心扉,让自己变得脆弱。因为,成为一座桥的唯一方法是每一次都贡献一点自己的灵魂。

可以举个例子吗?

托帕兹·爱迪斯:蒂姆《沉睡的士兵》(SleepingSoldiers )系列展示了年轻男子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阿富汗的科伦加尔,过着被胁迫的生活(图03~04)。然而,他打破传统的拍摄方式,拍下了士兵们熟睡的样子,就像他们的父母可能看到的那样。因此,观众们看到了饱含情感力量的战争故事,而这种力量来自蒂姆的内心。虽然我们看到的照片是别人,但也是对蒂姆的反映。

斯蒂芬·梅斯:我认为《沉睡的士兵》系列是蒂姆最激进的作品之一。这不是报道,而是一种沉思。蒂姆是在邀请我们审视内心,反思侵略和人的脆弱性,以及我们的灵魂。

蒂姆不愿精确地定义他的拍攝和交流方式,你怎么看?

伊迪尔·易卜拉欣:我想这是因为他不想被束缚,为了找到讲述故事的新方法,他似乎决定要挑战各种传统的拍摄方式。

詹姆斯·布拉巴松: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蒂姆的作品看成是合乎逻辑发展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混乱的,这也是他的作品难以被归类的原因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无果而终,但他一直在尝试。

斯蒂芬·梅斯:到蒂姆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我认为这太局限了,因为他的作品超越了叙述,不断探索其他方式来表达他对世界的认识。

托帕兹·爱迪斯:蒂姆非常了解传播方式和环境背景。他并非简单地将影像从一种表现方式复制粘贴到另一种方式,而是为特定的传播媒介创作新的内容。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中,他谈到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保持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

蒂姆谈到他对冲突和战争的着迷,你认为是什么吸引了他?

伊迪尔·易卜拉欣:蒂姆被所有复杂的人类经历所感动。我相信他有兴趣去探索人们参战的动机,战争中暴露的美丽和恐怖,以及与冲突相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力成本。(图05)

描述在科伦加尔山谷旅行的照片时,蒂姆说“我不想假装这是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你认为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詹姆斯·布拉巴松: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不是新闻记者,这些照片无关战争,而是关于参加战争的人。

斯蒂芬·梅斯:与蒂姆最后一次交谈时,他拿出他的书《异教徒》,并翻到了第168页(图06),这幅横跨两页的图片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们如何被训练来看待冲突,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的剪影映衬在壮丽的风景中。随后他翻到104页(图07),这是一张普通的人像,两个哥们臂挽着肩对着镜头笑,蒂姆说“这才是真正的战争经历,这是一場伴随这些士兵一生的战争。”

托帕兹·爱迪斯:蒂姆会说战争有“硬件”和“软件”。软件就是这些年轻人,我们该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探索这种“同情心疲劳”的外壳?如何用新的视角来展示?

伊迪尔·易卜拉欣:我们生活在父权社会。我相信蒂姆有兴趣更深入地研究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概念。我认为他的很多作品都证明了男性和男子气概是多方面、多种多样的,但也在以意象中传统的方式描绘和延续了它们。(图08~09,图03~04)

詹姆斯·布拉巴松:在利比里亚时,我和蒂姆聊到了我祖父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战争经历。我祖父曾说过,尽管战争给他带来了伤害,但他并不后悔,因为战争几乎是现代社会中男人们相互表达无条件的爱的唯一机会。我想这就是你看到的关于科伦加尔的照片表达的意义。

托帕兹·爱迪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战争是进入成年的仪式,这是他们在当今社会无法找到的,也是对男子气概和性取向的一种探索。或许,在内心深处也有一种徒劳的感觉。(图10)

詹姆斯·布拉巴松:为蒂姆的书《异教徒》写序言的塞巴斯蒂安·容格尔把这个想法称为“伊甸园里的男人”——一种亲密的平等。当挖掘防御工事和装沙袋时,无论你有多少钱、开什么车、女朋友有多性感,如果你不和大家一起装满沙袋,你连狗屎都不算。(图11)

斯蒂芬·梅斯:我又想起瑟瑞纳和沃克的照片,以及他们真诚的拥抱(图07)。蒂姆将战争描述为男人之间唯一可以毫无拘束地表达爱的场合,也不可能被误解,除了男人之间的相互依恋,任何一个男人都会为另一个男人而死。

在蒂姆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伊迪尔·易卜拉欣:有很多,但《每次我都看到大海》(Every Time I See TheSea )系列与我们上述讨论的内容不同,这是蒂姆在2004年毁灭性的海啸发生后访问斯里兰卡和印度时创作的。(图12)

托帕兹·爱迪斯:作为电影摄影的一部分,《日记》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始作品,其创作和剪辑都非常出色。这是蒂姆最后制作和发布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他最诚实、最脆弱、最自我反省的作品。(图13)

斯蒂芬·梅斯:我最喜欢蒂姆在弥尔顿玛尔盖盲人学校拍摄的肖像。这些照片是蒂姆第一次在体验最残酷的冲突时拍摄的,这些孩子目睹了塞拉利昂持续不断的内战(1991~2002),他们常常因为目睹了可怕的事情而故意失明。通过关注儿童,他能够通过真正美丽的图像传达恐怖信息,这些图像可以伪装成“审美礼物”“偷渡”到人们的意识中。(图14~15)

詹姆斯·布拉巴松:盲人学校的作品是他拍摄的最有同情心的影像,但他没有完成。当时,他正在创作一本书,将每幅图像覆盖在一张醋酸纸上,上面印着盲文,描述图像的视觉内容和拍摄主体的情绪。他想创造一些对那些盲人孩子有意义、方便他们互动的东西,使其参与进来,共同体验拍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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