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交通运输中“加收票款”的性质分析

轨道交通运输中“加收票款”的性质分析

摘要:“加收票款”是在轨道交通运输领域中,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轨道交通企业利益,遏制逃票现象,维护铁路运输秩序,轨道交通企业对于乘客无车票或持无效车票的乘客,所采取的一种在基本票款之外多收取一定费用的行为。然而针对该行为的性质是属于行政处罚还是一种民事行为,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以对行政处罚行为、惩罚性赔偿的特征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切入点,并结合惩罚性赔偿的定义和法理基础,对加收票款行为的本质是一种民事惩罚性赔偿进行论证,进而帮助厘清社会实践中有关加收票款行为的性质争议。

关键词:逃票 加收票款 行政处罚 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U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5-0039-03

我国首例有关逃票加收票款的案例为张铄元与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一案[(2015)沪铁民初字第582号]。2015年8月21日,原告及其父亲从上海火车站站乘坐地铁至江浦路站下车。乘车期间,原告未购买地铁票。在出站闸机口,地铁站工作人员包括自称具有执法权的工作人员示意,小孩无票乘车应当补票。原告父亲当即表示同意,被告工作人员告知补票款共计84元。原告父亲表示不能理解并与被告工作人员理论,询问该84元系行政处罚还是乘车补票款,如果是行政处罚则要求“执法人员”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被告工作人员不置可否,拒绝出具任何处罚决定。事后,原告父亲多次找被告沟通并向有关部门投诉未果,故诉至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在《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规定的授权地铁企业行政执法的内容中,也并不包括第三十条所规定的内容在内。《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乘客应当持有效车票乘车,乘客越站乘车的,应当补交超过部分的票款。乘客无车票或者持无效车票乘车的,轨道交通企业可以按照轨道交通网络单程最高票价补收票款,并可加收五倍票款”。此条规定在《条例》“运营服务”章节,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所规定的无票补票和加收票款的具体与细化。因此,本案涉及的《条例》第三十条相关规定是民事责任的细化规定而非行政处罚。然而洪智铭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加收票款纠纷[(2019)蘇8602行初1372号]中,却将案件类型归为行政案件。虽然该案件最终由于当事人未缴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司法实践中对针对加收票款的性质一直以来存在一定争议。

一、逃票行为与加收票款的性质争议

(一)何为“逃票”

“逃票”其目的是以违反管理规定少付或者逃避应所付的费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未针对逃票行为给出明确定义。例如《铁路法》第十四条中规定对无票乘车者,应补收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但并没有具体明确“逃票”概念。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逃票”一般包括以下行为:(1)持伪造、涂改、过期的车票乘车;(2)伪造乘车优惠减免证件乘车;(3)无票乘车;(4)买短乘长等乘车行为[1]。

(二)“逃票”行为性质的理论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逃票行为系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行为人所取得的利益并无合法的依据并且损害了他人利益。发生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内容为利益所有人有权请求不当得利人返还不应得的利益,不当得利者负返还之义务,双方成立债的关系。因此成立不当得利之债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并且同时符合上述的要件,那么可以成立不当得利。逃票者损害了轨道交通企业的利益,享受了运输服务,其负有返还票款的义务,因此“逃票”行为系一种不当得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逃票行为属于盗窃。

(1)行为人非法占有轨交企业提供的有偿服务。这种有偿服务具有一定的金钱价值,因此其属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此有偿服务是轨交企业的财产性权益,区别于有形商品的一类服务性商品,其本质上具备价值性。

(2)行为人通过无票等非法行为占有的有偿服务,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手段,违背了运输公司的意志[2]。

第三种观点认为逃票行为系违约行为。

这种情况下加收票款行为便是违约责任的体现。此观点所依赖的假设是:乘客和轨交企业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理论,车票是轨道交通客运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客运合同与旅客运输的凭证,现在流行的电子车票(非纸质车票),一般在购买车票后,会得到一个二维码信息,当然这个二维码便是合同成立的标志。按照乘车流程,乘客的购票行为本质是乘车者与轨道交通服务提供者订立运输合同的行为,而逃票者虽然没有履行购票这一环节便上车享受了运输服务,但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无票上车乘客与轨交企业之间成立事实合同,而“逃票”系违约行为,对逃票者的惩罚即可依据合同违约理论来进行处理。因此,轨交企业对其补齐本票额外的加收票款本质上是惩罚性赔偿金。针对第二种观点有刑法扩展之嫌,有违刑法的谦抑性。而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逃票行为本就是一种不诚信行为,违反了旅客运输合同。

(三)针对加收票款性质在实践中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轨道交通企业并非普通的企业,其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公权力属性。

《铁路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而对逃票乘客“加收票款”的行为,甚至逃票行为会上征信系统,是对乘客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限制,剥夺了当事人产权益,因此“加收票款”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轨道交通企业向无票乘客补收、加收票款系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合同违约责任,而非行政处罚。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加收票款行为是一种惩罚性赔偿的违约责任。

二、“加收票款”系惩罚性赔偿之论证

针对加收票款行为的性质认定为何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仔细分析,引起争论的原因主要如下:首先,主体问题。轨道交通企业除了具有轨道交通的民事主体身份外,还具有被地方性法规授权对某些违反轨道交通管理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身份。如《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冒用他人证件乘车的,轨道交通企业可以对其进行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这里的“罚款”显然是一种授权性的行政处罚行为。因此,轨道交通企业具有的双重职能和身份使得其对逃票者“加收票款”行为易被误认为行政处罚。其次,“加收票款”行为剥夺了当事人权益的性质,剥夺了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平等协商的关系,因此被认为是行政处罚行为。其实最主要还是混淆了“处罚权”“惩罚权”的概念。

(一)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区别

1.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的特征

行政处罚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使该权力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物职能的组织,并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实施。只有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成为行政处罚的对象,同时行使行政处罚权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如:在行政执法人员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出示执法证件并表明执法人员身份。

民事责任是平等民事主体违反其义务而产生了民事法律后果。其主要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类型。民事责任本质上具有双重性,既是因违反国家法定制度,对国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权益受损的一种补偿。民事责任的功能就在于对受害人提供补救,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对其弥补并不是无限制的,一般要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为前提。民事责任既具有强制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法律责任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强制性是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保证。但民事责任的强制性区别于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兼具任意性与强制性的特点。而民事责任的任意性体现在,受害人既可以放弃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也可以与违法者以协商的方式确定民事责任承担。权利主体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合同责任做出事先安排。

2.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的区别

首先,两者产生的根据不同。民事责任系因违反民事义务而产生。行政责任是因违反行政法上的强行性规定而产生的惩罚性责任。其次,适用的对象不同。行政责任适用于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再者,责任性质也有所不同。民事责任中的侵权责任,虽不取决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愿意,但侵权损害赔偿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行政责任作为公法上的责任,不允许通过协商确定责任的内容、免除等问题。

(二)“加收票款”不涉及行政权力的介入

1.加收票款行为系非职权行为

虽然轨道交通企业除了具有轨道交通的民事主体身份外,还具有被地方性法规授权对某些违反轨道交通管理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权力。但是在轨道交通企业法定授权范围中并未包括加收票款的权力。如在《铁路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了对无票乘车或者持失效车票乘车的旅客,应当补收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但其规定在第二章铁路运输营业之中,非行政处罚条款。虽然轨道交通企业拥有授权性的公权力,但其从事的活动并不都是行政行为。在承担运输工作中,就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与乘客成立运输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针对行政主体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在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轨交企业不享有行政处罚权。

2.“加收票款”非行政处罚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种类只有七类,即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从规定上来看,对逃票乘客仅仅用了“加收票款”进行文字表述,而非“罚款”,两者性质不同。“处罚权”不同于“罚款权”,对无票乘客“加收票款”便是基于铁路运输合同对铁路运输企业的授权,因此,铁路运输企业有权根据合同违约责任惩罚逃票旅客,在补足基本票款的基础上,加收一定的金额作为惩罚。

(三)逃票乘客与轨交企业成立客运合同关系

乘客购买车票的行为,便是运输合同成立之行为。逃票乘客未购买车票而乘坐行为,看似并不成立运输合同,但在逃票行為中,乘客享受了轨道交通企业提供的运输服务,企业却未收取票款,逃票者在没有付出对价的情况下便获得了利益,导致轨道交通企业蒙受损失,而无票上车的行为使双方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加收票款”行为符合合同法中有关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而针对合同违约的情况,违约者的责任承担有补偿性赔偿责任和惩罚性赔偿责任两种方式。补偿性赔偿是以实际损失的数额为赔偿的范围,适用补偿性赔偿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得以完全补偿,不法行为人对其不法行为所支付的总对价仅为部分受害人权利的价值,而非其获取的总价值,其在性质上是一种交易,因而不具有惩罚的性质。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失数额,其不仅包含着为受害人提供慰藉性救济的一面,更体现了国家通过对行为人的惩罚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

(四)我国法律存在“惩罚性赔偿”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而在此之前的《民法通则》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民法总则中第一次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无疑是我国民事领域显著的进步。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现象严重,相应的法律缺失。为解决该问题,199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由于用人单位普遍拒绝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8年《劳动合同法》引入惩罚性赔偿。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旅游法》也对适用惩罚性赔偿做出了明确规定[3]。 如上所述,食品安全、旅游合同和消费者保护领域法律均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而我国《铁路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对无票乘车或者持失效车票乘车的按照规定加收票款。该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加收票款”,虽然不如上述几条规定中明确写明惩罚性赔偿,但两者仅仅是名称不同,其本质是一致的,加收票款也是一种惩罚性赔偿。

(五)适用“加收票款”具有合理性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国家判例實践,“于18世纪60年代在英格兰首次见诸法律”[4],英国最初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商业交易领域,目的是解决19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商业欺诈现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深受英美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实用主义的理念指导下,该制度更具实践功效[5]。轨道交通企业面对众多逃票现象,不可能向每一位逃票者追偿,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得逃票者更加猖獗。法律必须予以规定,否则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为了保护轨交企业的利益,保护社会诚信的大厦,必须引入惩罚性赔偿[6]。

违法成本大小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违法成本=违法赔偿额×被发现概率[7]。违法赔偿额与被发现概率两者任意一个要素的增加,均可以导致违法成本的大幅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违法阻遏功能,该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加重“违法赔偿额”,从而增加违法成本,进而实现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违法阻遏功能。目前公共运输领域的“加收票款”则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是应付车票钱款数额之外的部分。正如《条例》第三十条所规定的,针对无票乘客,轨道交通企业可加收五倍票款。加重“违法赔偿额”,从而提升违法成本,遏制逃票现象的发生。

三、结语

“加收票款”行为是由于乘客违反了与轨道交通企业之间的运输合同,其享受运输服务的行为已经与轨道交通企业之间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因而针对逃票乘客加收票款行为,是轨道交通企业依据合同违约的理论行使“处罚权”。由于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它不能在所有的民事领域都适用,只能针对特殊情况适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等方面,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障食品安全,从而维护公共生命健康。因此,对于一般的民事违法行为,适用补偿性赔偿金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有对那些非常恶劣的民事违法行为,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方式实施制裁。逃票者只顾自身利益,毫无现代公民应有的诚实信用观念,任意践踏法律和规则。通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来提高违法的成本效益,从利益机制上,可以遏制乘客逃票。保障轨道交通企业的权利也是保障国家的利益。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提高违法成本,特别针对破坏诚信的违法者,其失信行为将会上传征信系统,不讲诚信,将寸步难行。同时我们也应该在更多领域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从而更好地构建社会诚信大厦。

参考文献:

[1]余轶.我国铁路运输中旅客逃票行为的法律规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7(6):2.

[2]“买短乘长”,司法该如何界定[N].检察日报,2019-10-18.

[3]江帆,朱战威.惩罚性赔偿:规范演进、社会机理与未来趋势[J].学术论坛,2019(3):64.

[4]亨利·布鲁克爵士.惩罚性赔偿金的起源[A]//赫尔穆特·考茨欧,瓦内萨·威尔科克斯.惩罚性赔偿金: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视角[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

[5]江帆,朱战威.惩罚性赔偿:规范演进、社会机理与未来趋势[J].学术论坛,2019(3):64.

[6]许明月.普遍性侵权、机会主义与侵权现象的法律控制:对传统侵权法的反思[J].法商研究,2005(4).

[7]Gray S.Becker.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2).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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