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治理视域下社区意识影响因素及培育路径

情感治理视域下社区意识影响因素及培育路径

关键词:情感治理;社区意识;社区环境;社区交往;社区参与

摘 要:情感治理是突破我国社区治理困境的新方向。社区意识是社区居民对其所属社区的情感联结与认同,可以克服与消解过分强调技术治理带来的弊端,注重社区内生力量的生长与发育,使社区治理回归价值治理。基于2017年对青岛市12个社区1280份问卷的数据分析,发现社区意识由社区认同感与社区凝聚力两个因子构成;在社区意识的显著影响因素中,社区因素(社区环境、社区交往、社区参与)相较于人口因素是核心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提升居民的社区意识,应不断加强社区环境建设、推行与开展社区营造、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动社区赋权增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5-0095-10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S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Cultivation Path

GAO Hong, SUN Bai-ca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China)

Key words: emotional governance; sense of community;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bstract: Emotional governance is a new direc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Sense of community is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with their community. It can overcome and eliminate the disadvantages of over-emphasis 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focu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ndogenous forces in the community, and return community governance to valu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1280 questionnaires in 12 communities in Qingdao in 2017, the research finds the results that sense of community is composed of two factor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community cohesion; community factors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mmunity interac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re the core factors that can affect community awareness compared to population factors. To this end, community awareness of residents must be cultivated through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building, cultivati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energy.

一、問题的提出

我国社区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进入国家话语体系,强调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建构”,重视发挥居民“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作用。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更加重视和发挥人的核心作用。同时,随着我国社区治理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区内生力量与内生秩序在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呼唤社区治理的价值回归,强调社区回归到温暖的共同体构建中来。共同体的实质就是共同情感,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理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建设情感维度的呼唤与回归。社群主义又译为社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认为社区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社区居民之间形成具有浓厚感情基础的关系;二是社区居民对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与意义的忠诚感。[1]社区本质上是具有亲密情感的有机社会共同体,但是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传统的熟人社区出现了一定的变迁,导致邻里关系疏离、居民公共精神式微、居民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弱化。而在我国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基层政权建设取向的逻辑一直占据强势主导地位,致使社区治理出现基层社会发育不良的社区公共性困境,并成为制约社区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为此,社区情感治理成为突破我国社区治理困境的新方向。情感治理认为社区治理不仅关乎实践技术操作,更应重视技术与知识体系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情感”因素,真正重视发挥居民的主体性,重视“人”及其情感性,重建社区居民的生活世界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联结,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社区凝聚力。为此,社区治理不能仅仅把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强调其在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中的功能,还要重视其作为社会单元的社区共同体重建。 社区意识是社区居民对其所属社区的情感联结与认同。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的研究起源于社区心理学领域,心理学界一般将社区意识翻译成社区感。Sarason被认为是社区意识的最早提出者,1974年他将“社区意识”作为一个专有概念提出来,并将其定义为居民认同自己的成员身份并参与到集體中产生的相互依赖情感。[2]1981年Riger & Lavrakas在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的研究中,提出两个与社区意识相关的因素,他们称之为“社会联系和根植性”。[3]1986年,McMillan & Chavis的社区意识定义被普遍认为是经典的界定,他们指出“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于所属社区的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对于所属社区及社区内其他成员重要关系的感知”,[4]“一种通过彼此承诺而使成员需要得以满足的共同信念。”[5]并提出了社区意识的四种要素,即成员意识、影响力、需求的整合与满足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6]1996年,McMillan将社区意识理论的要素改名为情绪感受、人际信任、公平交换和传承艺术,认为社区感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一种可以信任的权威结构,一种需要通过共同努力促成的交易和互利的意识,一种作为艺术保存下来的、来自共同经历的精神。[7]在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基础上,国内也有学者相继提出了社区意识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特质。高鉴国将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作为社区意识的四个基本特质。[8]单菁菁把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满意度作为社区意识的内容界定。[9]杨静提出社区意识的层次由浅入深依次包含熟悉感、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10]桑志芹、杨敏认为社区意识是居民对社区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11,12]

鉴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外学者有关社区意识要素的分析,把社区意识划分为社区认同感与社区凝聚力两个基本特质,认为社区意识的意涵是社区居民普遍感受到的认同、归属与依恋情感,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凝聚力;社区意识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一种积极正向情感,社区意识培育不仅是社区共同体发育的内在要求,也是达成社区良序善治、增强社区韧性的治理工具。可见,社区情感治理实现了社区技术治理与社区价值治理的融合,是突破我国社区治理困境的创新模式。根据在青岛市12个社区1280个居民的调研数据资料,通过因子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社区意识的基本构成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索培育居民社区意识、实现社区情感治理的有效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社区意识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应有之义。社区作为一方居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共同体,其本质主要是居民对其所在地域产生心理与精神依恋的特殊性情感。在滕尼斯有关社区的经典概念界定中,就包含着人际亲密关系、情感深度、道德义务等心理与精神因素。我国学者有关社区情感的提出与研究,较早是由丁凤琴教授进行的。在她看来,社区情感主要是“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满意度等”心理维度。[11]在她的分析中,她实际上把社区情感等同于社区意识。邓遂认为社区情感是社区的灵魂,把社区情感细分为初级情感、中级情感与高级情感,并将社区认同、社区依恋等社区意识成分划归为中级情感序列,在社区情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2]王处辉和朱焱龙认为社会意识是居民对所属社区的情感认同,社区情感认同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社区的心理依赖与情感联结,二是对社区文化与价值规范的主观认可。[4]卢义桦和陈绍军认为情感是社区心态的核心要素,应将社区情感纳入到社区治理中。[13]曾莉等对社区情感治理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情感治理是对居民社区情感再生产的干预,达致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的过程;社区情感治理是社区治理的创新方式之一。[14]在文军看来,社区情感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其“对社区社会网络的重建、社会资本的链接、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的提升”,以及“着力找回‘居民’作为‘人’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实现社区共同体意识内化与内生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15]由此,社区意识不仅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本质意涵,而且其作为社区情感的主要成分,通过培育社区意识实现社区情感治理,也是创新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模式。

有关社区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综合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代表性的是:(1)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社区意识的影响。Glynn通过回归分析发现,18项人口统计学特征因素对社区心理意识产生了影响,其中社区居住时间、对社区的满意程度和所知邻居姓名的数量是最显著的三项特征。[16]与之相似,Goudy & Willis的研究证实了社区意识受到社区中亲戚朋友熟人数量的影响,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其亲戚朋友和熟人居住在自己社区的数量较少,因此他们融入到社区组织寻求情感交流的意愿就更强烈。[17]另外,Kasarda & Janowitz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意识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衡量居民社区情感的关键指标,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居民,对社区事务越感兴趣,社区归属感也越高。[18](2)社区环境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Christenson认为,社区环境能影响居民的社区情感进而影响他们的长期居住意愿。[19]Haggerty进一步研究认为社区物理环境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择居倾向,也可能会舒缓人们的疏离感,但是对邻里交往没有显著影响。[20]Campbell等的研究则分析了社区环境对社区情感的影响机制,他们认为: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通过人们的主观感知评价,影响人们对整个社区事务的心理判断。并提出了“社区属性——感知评价——社区满意度——迁移意向”的理论模型来理顺社区满意度的形成路径。[21](3)社区社会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McMillan & Chavis提出了“人们互动越多,越可能变得密切”的“交往假定”以及“经历和关系越积极;对邻里事务与社团投入财力和时间越多,与社区联系越亲密,越能促进凝聚”的“互动质量”心理活动规律。[6]Glynn研究发现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与社区意识呈正相关关系。[18]Wandersman的研究表明,除了活动参与的频率,良好的邻里关系也能够推动社区建设,提升居民的社区意识。[22] 国内学者有关社区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比较单薄,陈校把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归结为四种理论取向,即个体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社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个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征以及整个社会背景。[23]从近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的观点来看,在人口因素与社区因素的影响上,还存在一些分化与差异。单菁菁对城市居民社区意识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社区满意度是主要决定因素。[9]桑志芹和夏少昂通过对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对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满意度和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是影响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11]冯朝亮通过对南宁市的调查显示,年龄和政治面貌均是显著影响因素。[24]周佳娴基于上海市居民的调查问卷显示,人口因素中的年龄、婚姻、政治面貌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社区意识有显著影响,社区互动因素是关键因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区环境。[25]刘臻珠等对广州封闭社区的研究表明,社区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对居民的社区依恋情感产生影响。[26]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在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对社区意识的影响上,形成了两种有歧异的观点;在社区因素的影响上,大多数学者考察的变量比较单一,更多学者主要是考察社区满意度对社区意识的影响,缺乏社区变量对社区意识影响的系统性考察。本文在对青岛市居民调研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人口因素与社区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以与以往的研究形成对话;并就人口因素与社区因素及社区层面不同变量对社区意识的影响程度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挖掘与透视社区意识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社区意识是社区情感的集中体现,社区情感治理是社区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而社区意识受到人口因素与社区因素的双重影响,在人口因素层面,社区意识主要受居民的性别、年龄、户口、婚姻、受教育程度及月收入影响;在社区因素层面,社区意识主要受社区环境(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社区交往及社区参与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以青岛市三区(市南区、市北区和李沧区)年满18岁以上的居民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时间为2017年5—7月。首先在每个辖区内随机抽取4个社区,共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抽取120户居民,由于入户调查不断遭到拒访,实际调研中采用入户调查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实际发放问卷1 345份,剔除缺失值处理后,回收有效问卷1 280份,有效率95.16%。

研究利用SPSS24.0和AMOS24.0對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就调查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女性数量略多,占比54.6%;年龄分布情况较为平均,18—30岁的受访者占28.6%,31—40岁占20%,41—50岁占12.7%,51—60岁占14.7%,60岁以上占24%;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居多,具体来看,小学及以下占比8.2%,初中占17.7%,高中/中专占21.4%,大学专科/本科占40.2%,研究生及以上占12.4%;户籍方面,本市居民占80%,外籍居民占20%;收入方面,中等收入群体较多,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占18%,2001—4000元的群体占38.1%,4001—6000元的群体占24.6%。6001—8000元的群体占10.9%,8000元以上的群体占8.4%;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居民占75.8%,未婚占24.2%。样本总体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界定及测量

1. 社区意识

1986年McMillan和Chavis基于“四要素模型”提出了最早的社区意识指数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Index简称SCI),SCI量表由12个是非题项组成,涉及成员、影响力、满足需求和情感联系四个分量表。[6]1997年,Bishop在SCI的基础上,从社区意识的定义出发,构建了社区感知量表(Perceived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简称PSCS),侧重团队意识、社会支持、压力和希望等心理测试。[27]随着学者研究的推进,量表不断得到改善,出现了SCI的修订版SCI-2,能够涵盖原始理论中社区意识的所有属性,并且用李克特量表来代替“是非题”,更加科学地用于多元群体的研究。[28]此外,为了使量表适用范围更广,Prezza等在2009年构建了一个多维地域社区意识量表(Multidimensional Territorial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简称 MTSOCS),适用乡镇、城市和大都市等不同地域背景,涉及成员、共同影响、提供帮助、社会联系和需求满足六类26项测量。[29]不管是Bishop还是Prezza,其量表的构建均是基于前述McMillan和Chavis最早提出的社区意识四要素理论,SCI和SCI-2量表为本研究对社区意识的测量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参考的范本。

应该说,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区意识的测量尚没有形成统一的量表,国内也仅有少数研究借鉴了SCI等量表。[30]本研究在参考借鉴SCI量表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实际情况和前期预调研情况,最终确定了社区意识量表,包含“小区中大多数是好人而且是友善的”和“小区居民关系总体感觉是和睦的”等8个题项。按照5级李克特量表赋值为1—5分,8项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值域为[8,40]的社区意识指数,数值越大代表社区意识越强。

2. 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月收入以及婚姻等人口学变量。其中性别、户口和婚姻属于二分类变量(见表1);年龄与月收入属于连续变量,为方便研究,年龄设置为“18—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1—5;月收入设置为“2000元及以下、2001—4000元、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0元以上”五个选项,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受教育程度属于有序分类变量,将其视为连续变量来处理,设置“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五个层级,分别赋值1—5(具体见表1)。 3. 社区因素:社区环境、社区交往、社区参与

社区环境是对社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的综合考量,物理环境包括卫生环境、景观绿化、噪音污染控制和基础设施(健身器械、公共设施等);社会环境包括事务公开化情况、干部素质、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质量。每项指标按照居民的评价等级从“非常差”到“非常好”分为1—5级,合并为值域[6,30]的社区环境指数,数字越大说明社区环境状况越好。

社区交往分为正式交往和非正式交往,正式交往主要指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情况,非正式交往主要指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与互动,由四个题项来考量:与邻居见面打招呼、交换意见、登门拜访和互相帮助的情况,从“从不”到“经常”按照李克特量表赋值为1—5分,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值域[5,25]的社区交往指数。

社区参与主要指居民参与各种社区公共事务与活动的情况,分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由5个题项来考量:居委会选举、参与社区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社区公益捐赠和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讨论,从“从不”到“经常”按照李克特量表赋值为1—5分,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值域[5,25]的社区参与指数,数值越大说明社区参与度越高。

(三)量表的信度、效度与实证模型

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alpha系数)是判断信度的标准,一般来说,α系数介于0.7—0.9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高信度。如表2所示,社区意识量表和社区因素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0.8,说明量表具备较高的信度。在效度方面,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0.492—0.696)小于各维度得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0.939—0.987),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本文主要运用方差分析单独研究年龄变量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其它变量的影响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分析。把人口因素及社区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方程设定为:

[Yi=β0+β1Ai+β2Bi+β3Ci+β4Di+β5Ei+β6Fi+β7Gi+β8Hi+β9Ji+β10Ki+ε]

其中,[Yi]表示居民的社区意识,[Ai]表示性别,[Bi]表示年龄,[Ci]表示受教育程度,[Di]表示户口,[Ei]表示月收入,[Fi]表示婚姻,[Gi]表示社区物理环境,[Hi]表示社区社会环境,[Ji]表示社区交往,[Ki]表示社区参与,[ε]表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分析

(一)社区意识的因子分析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合的方法,探索社区意识的主要因子构成并进一步验证量表内部结构的合理性。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指数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是判断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的两个重要指标:分析结果显示KMO=0.854,Bartlett球形检验的P<0.001,说明此样本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5.453%。以因子负载大于0.50为取舍标准,将社区意识简化为两个因子,因子1命名为社区认同感,包含5个题项;因子2命名为社区凝聚力,包含3个题项。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AMOS软件,按照上述两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模型修正指数(MI)对模型适配度加以优化后得到社区意识因子路径示意图(如图2所示),模型c2=42.190,df=17,c2/df=2.482<3,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同时观察标准化因子载荷及其显著性发现,八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最终建立的社区意识量表路径见图2。进一步检验模型适配度指标,社区意识测量模型的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59,模型拟合良好。其次,模型的比较信息指数(CFI)为0.983,大于其截断值0.9,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为0.039,也符合截断值小于0.05的标准。此外,模型的GFI、AGFI、PNFI分别所代表的拟合优度、调整拟合优度及简化标准拟合度也均符合标准。较好的模型拟合度进一步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总的来说,通过文献研究及因子分析验证,社区意识可划分为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两大因子。

(二)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逐步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人口与社区不同层面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将上述人口和社区因素分模块纳入到模型中,人口因素作为基本的个体特征变量,加入到第一个模块;第二模块从社区层面考虑影响社区意识的深层因素。在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前,检验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模型构建中,人口因素变量直接进入模型,而社區因素方面的变量以逐步回归(Stepwise)的方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1. 人口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模型1是以人口学变量为基准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对社区意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41,p<0.05),说明受访者年龄越大,社区意识越强。一方面,这与老年人在社区居住时间较长有关;另一方面与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度增加有关。老年人退休后社会关系网络转向社区生活,与邻里之间的互动需求增加,随着邻里之间互动交流的增加,老年人对社区的依恋与认同感即社区意识就越强。除此之外,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月收入和婚姻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均没有统计显著性。总的来看,模型1的调整后R2只有0.8%,说明人口因素对社区意识的解释力较低,并不是影响社区意识的核心因素。

2. 社区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社区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将社区环境、社区交往、社区参与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见表3)。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社区环境因素,考察社区环境对社区意识的影响程度。根据R2(ΔR2),社区环境解释了社区意识12.8%的变化。回归系数(0.693>0,P<0.001)能够说明社区环境对社区意识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环境状况每提升1分,居民的社区意识会增强0.693分。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社区交往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区交往与社区意识呈显著正相关(β=0.309,p<0.001),即社区交往越频繁,居民的社区意识越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居民的社区交往度每增加1分,社区意识的得分就会增加0.309分。根据ΔR2,社区交往解释了社区意识5.8%变化,相对社区环境的影响要小。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社区参与变量,得到包含所有因素的全模型,根据系数估计值(0.079),社区参与度每提高1分,居民的社区意识增强0.079分,总的来说社区参与对社区意识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实际上,社区居民在社区中参与居委会选举以及参加社区公共活动,都有利于加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连结。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将影响最大的社区环境变量进一步划分为社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回归结果显示,模型5的拟合度与模型4一致(调整R2=0.201),并且上述社区交往与社区参与因素仍然显著,说明将社区环境细分纳入模型不影响整体的结果。具体来看,社区物理环境(Beta=0.183,p<0.001)对社区意识的影响程度大于社区社会环境(Beta= 0.106,p<0.05)。

根据F检验可知,包含社区层面变量的模型整体显著性较高。模型1主要考察了个体层面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模型2—5考察社区层面因素对社区意识的影响,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社区因素纳入后,调整后R2(Adjusted R2)由模型1的0.8%增加到模型4的20.1%,说明模型4的拟合度远大于模型1,解释力大幅提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模型调整后R2仅有20.1%,但在社会学领域,R2大于16%就代表模型足够拟合。[31]对比模型4与模型1可以发现,社区层面的因素纳入后,模型1中唯一对社区意识存在统计显著性的年龄变量不再显著。说明人口因素不能完全解释社区意识的变化,社区因素才是影响社区意识的核心因素。从全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社区环境(Beta=0.268,p<0.001)、社区交往(Beta=0.226,p<0.001)和社区参与(Beta=0.101,p<0.01)三者均对社区意识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社区环境影响最大,社区交往次之,社区参与相对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社区意识主要由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两大因子构成,社区认同反映的是社区居民心理上、精神上与社区的情感联系,社区凝聚体现的则是在社区认同基础上形成共享价值与规范及社区凝聚力。社区意识本质上体现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结。

第二,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影响社区意识的因素包含人口因素和社区因素两方面。相对社区因素,人口因素对社区意识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社区因素是影响社区意识的核心变量。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在人口因素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同研究选取的调查样本不同,个体特征的差异性导致数据分析结果不同;另一方面从模型1来看,R2仅为0.008,也证明了人口因素对模型的解释力不高。社区环境、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是影响社区意识的核心变量,与社区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性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社区环境、社区交往、社区参与。上述分析结论,也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对社区环境来说,社区环境越好,居民由此产生的主观评价即满意度越高,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恋越高,从而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越强,使得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越强。在社区交往方面,帕特南认为在社会资本的三种要素中,基于居民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是普遍互惠规范与社会信任的基础。可见,社区居民邻里关系越亲密、交往越频繁,越有利于建立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惠规范,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越强,社区凝聚力就越强,社区意识由此得到提升。对社区参与而言,社区居民通过在社区中参与居委会选举以及参加社区公共活动,有利于加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连结,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二)相关建议

应该看到,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社区发展的不断推进,居民社区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共同体困境”目前仍然是制约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深层制约因素,只有加强以社區意识为核心的社区情感培育,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价值及居民对社区的深厚情感联结,才能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社会根基。为更好地提升社区意识,特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推行与开展社区营造,重建社区邻里关系。社区营造的核心是重建社区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连结,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促进居民面对“公共地悲剧”时达成集体行动。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深层困境是缺乏一个有机的基础社会支撑,而“基础社会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32]社区营造与传统的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的理念与行动逻辑有根本性的区别,它强调“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及多主体合作的行动框架体系,回归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居民之间的关系勾连,促进居民之间的邻里交往与互动,增进居民之间的互利互惠与普遍信任,消除居民之间的冷漠与疏离状态。社区营造源于英美,但真正的社区营造实践则来自日本六七十年代的“造町运动”,我国台湾地区九十年代开始推行“社区营造总体计划”。经过几十年的社区营造实践,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效。十八大以后,我国政策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社区营造在大陆地区的兴起与发展,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出现了由不同主体方包括地方政府、高校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企业及居委会推动的五种模式。[33]社区营造作为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国社区建设的一种自我突破与超越,有助于社区实现生活共同体的回归,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第二,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提升其联结社区居民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立足社区,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目标取向,在社区范围内组织居民开展各种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沟通交流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客观上促进了社区居民之间横向的社会联系,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居民互动联结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及居民的参与程度。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着数量少、类型结构单一、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从居民的兴趣与需求入手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另一方面,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互益性的文体类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志愿服务类、自治类社会组织还比较缺乏,而后者由于公共性强,能够惠及更多的服务群体,使居民能够产生更具包容性、广泛性的社会联系。为此,政府应通过政策激励、资源支持等方式加强此类社会组织的培育,特别是注意优化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生态系统,通过政府赋权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间接支持模式,加强对草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促进社区居民之间交往互动,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第三,加强社区环境建设,注重社区环境改善。研究表明,较好的物理空间环境容易让人对所在的小区产生环境依恋,这反过来又会消解或舒缓邻里疏离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34]为此,应进一步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小区景观效果,完善小区公共基础设施,打造小区良好的卫生环境与生活环境。同时,在注重小区物理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社会环境的改善。为此,要注意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及干部素质能力培训,进一步提升其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创新管理模式,柔化居民与社区的矛盾,提供更加贴心的全方位服务,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社区意识。

第四,推动社区赋权增能建设,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社区赋权是指给予社区相应的资源和权利,把社区事务的决定权与行动权赋予社区居民,激发居民参与意识、增强居民参与社区能力的建设过程。社区赋权早在70年代就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西方“社区复兴运动”的兴起,社区赋权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培育社区能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西方,社区赋权遵循“‘发现问题—意识觉醒—集体联合行动—扩大影响力—创造新秩序’的运行逻辑”。[35]通过社区赋权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是社区赋权最重要的一环。社区获得了较好的赋权,才能更好地使社区成员产生以社区为家的社区意识,才愿意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积极推进社区问题的解决;同时,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从而形成社区参与与社区意识之间相互强化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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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孔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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