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态下稳妥推进育幼行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常态下稳妥推进育幼行业复工复产

育幼行业包括0—3岁婴幼儿托育和3—6岁儿童幼教行业。因为服务对象是低龄儿童,无论是对家庭职能的外延性支撑,还是对人力资本早期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育幼机构全面停止线下服务,疫情期间大多数育幼机构没有营收,又必须支付场地租金和人工成本,使得很多机构面临生存挑战,由此引发就业缩减、机构破产、合同纠纷等问题。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进入防控常态化阶段。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但育幼行业仍严重滞后,不仅对该行业影响巨大,还将造成连锁反应。

一、育幼行业发展背景

(一)市场需求旺盛

从需求侧看,2019年我国0—6岁婴幼儿约1亿人左右,其中0—3岁婴幼儿近50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出生人口占比增大带来旺盛的育幼市场需求。未来,对0—3岁幼儿托育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大,而3—6岁儿童入园是刚性需求。中投顾问相关预测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30.1%和总支出的35.1%。我国城镇家庭在婴幼儿抚育上年均投入超过1.2万元,婴幼儿市场规模约1万亿元。这一消费规模仍在快速攀升中,巨大的育幼市场已然形成。育幼行业有着可观的消费需求和发展前景。

(二)服务供给不足

从供给侧看,育幼服务供给总量短缺,“育幼无门”问题日渐突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0—3岁育幼服务需求逐渐增加,而公共托育机构发展滞后,普惠性育幼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国家卫健委2016年开展的“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中超过1/3的0—3岁幼儿家庭表示存在托育需求,其中没有祖辈参与照料的家庭中需求更高,达到43.1%。目前,据统计,实际进入各类托育机构的婴幼儿比例仅为4.1%。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不同国家幼儿入托率差别较大,一般国家都提供普惠性托育支持政策。在OECD国家中,大约1/4的0—3岁婴幼儿接受育幼服务,丹麦、冰岛等国这一比例则超过了1/2。

(三)供需结构失衡

当前,我国育幼服务供给结构失衡,普惠性育幼服务刚刚起步,婴幼儿照护服务严重不足。在现有育幼机构中,公办机构数量较少,以教育机构中幼儿园及其开设的婴班、早教亲子班,和医疗机构设立的早教基地为主。而社会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主要以婴幼儿早期教育培训为主,照料保健服务几近空白。目前,育幼市场普遍存在“想要的照料服务难找到,不想要的早教服务推不开”问题,不仅无法缓解家庭的婴幼儿照料负担,反而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二、新冠疫情对托育幼教行业的影响

(一)机构营收损失惨重

新冠疫情对育幼机构造成的直接损失巨大。以单体托育疫情期间成本和损失为例,平均面积400㎡的托育园所需要支付房租及物业成本约为6万元/月;基本配置在10人以上的师资成本大约9万元/月,即单体园所的固定成本支出基本在15万元/月以上。因疫情期间不能提供服务,若退款以每人5000元/月计算,招生数约为40人的托育园所单月退费就大约为20万元。疫情期间直接影响3个月,疫情后影响招生3个月,一家托育园亏损超一百万元。育幼机构头部企业“美吉姆”4月中旬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称,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一季度预亏450万元—650万元。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调查显示,29%的机构表示疫情导致机构经营面临严重困难,可能倒闭;36.6%的机构表示“影响很大”,导致经营暂时停顿;25.4%的机构表示“影响较大”,导致经营出现部分困难,处于勉强维持状况。47%的机构预计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比上年同期将减少50%以上,29%的机构预计将减少30%—50%,19%的机构预计减少10%—30%,3%的机构预计减少10%以内,只有2%的机构预计与上年同期持平或增长。

(二)恢复发展难度陡增

伴随疫情防控常态化,育幼机构复工之后,疫情防控仍然是重要任务,同时会增大育幼机构对卫生的投入,刚性支出比疫情之前会增多。0—6岁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抵抗力差,家长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可能会将孩子留在家里,这样就增大了育幼机构获得新客户的难度。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按5分为最高分,1分为最低分划线,教育机构/企业压力感最大的是员工安全3.8分和获取新的订单3.8分,其次是现金流3.4分、支付员工工资3.35分、交付能力2.75分、还贷2.6分、违约金2.4分和物流运输2.4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育幼机构将会遭遇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倒闭潮。调查显示,79%的受访机构账上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8%的机构甚至只能支持半个月以内。有13%的机构能够支持3—6个月,只有7%的机构能够支持6个月以上。为了应对资金短缺问题,不同类型的机构首选策略最多的皆为“贷款”“减员降薪”在三类机构中都排在前三位,而第四位都是“停产歇业”。“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早教类企业一共新增192家,吊销注销220家,整体为负增长。其中,1月新增96家,注销吊销111家。相比去年,早教类企业新增量同比降低86.9%。疫情擴散的2月,早教类企业新增18家,注销吊销40家。

(三)普惠服务难以为继

育幼行业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的同时,也对托育行业本身的普惠性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行业政策出台至今只有1年多的时间,行业整体处于爬坡期,加之托育行业本身的利润率极低,在疫情的影响下,可能绝大多数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育幼行业市场整合提前发生。整合发生在市场空间和人才结构两个方面。对于目前现金流相对充足、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而言,目前吸收部分原有的需求,在疫情结束之后取得更多市场优势。与此同时,育幼行业对于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专科或者高中以上基本是标准配置,而目前的专业院校只有极少数开设了托育相关专业,因此市场机构的老师几乎都是由机构自己培养。目前,优势企业已经提前向优质人才伸出橄榄枝,为回归常态化后的扩张积蓄资源。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2020年下半年育幼行业的竞争会逐渐进入白热化,由此推动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头部品牌浮出水面,也可能造成行业内寡头垄断的现象,从而使惠民为主的育幼行业不再“惠民”。三、育幼行业发展受阻的连锁反应

(一)回归家庭抚育,影响全面复工复产

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育幼机构如不能及时复工,0—6岁婴幼儿必须有家庭成员在家照看,无法回到工作岗位,继而影响复工复产进度。尽管北京市等推出了“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的政策,但无法避免人力资源的错配。一方面不利于解放劳动力外出工作,在家办公也会因工作家庭两头兼顾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服务质量也难以达到专业化上门人员的水平。

(二)朝阳产业受阻,影响就业和新增长点培育

我国的托育行业本就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如果因为疫情导致托育机构大面积倒闭,形成社会大众对托育机构的负面印象,将会重创刚刚兴起的托育行业。事实上,育幼行业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如果不能保障育幼行业发展,导致机构裁员或者倒闭,也不利于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甚至影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三)挤兑维权出现,影响社会稳定

育幼机构多采取预付费制,线下教育培训被叫停,直接的结果可能引发群体退费索赔,这对许多机构来说可谓“雪上加霜”。许多机构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容易与学员或其家长产生各种退费纠纷,由此也会带来各种投诉问题。少儿体育培训机构“趣动旅程”因资金链断裂在3月16日主动宣布破产,剩余课时价值超3000万元。此外,机构为应对困难,缓解成本压力而采取减员措施,也会导致劳务纠纷频发。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稳妥推进有序复工复课

一是抓紧出台育幼行业科学分类、切合实际的复工复产防疫指南,指导各地合理确定复工复产条件。二是推动育幼机构差别化复工。由于育幼机构不同于学校,尤其不少机构采取“一对一”或小班教学等方式,人员聚集程度远远低于学校,可按照人员聚集程度差别化复工。三是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制度。育幼机构将承担“复工”期间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要求机构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防護物品、设施,确保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安全。

(二)建立长短期政策支持

一是将育幼行业纳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享受困难行业财税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延期缴纳税款、缓缴社会保险费等帮扶措施。二是通过长期稳定的政策体系支持行业发展。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鼓励各类主体参与,支持行业品牌建设和龙头企业发展,加快人才储备和要素聚集,推动房租补贴、职业技能补贴等行业补贴政策落地。

(三)拓宽行业融资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普惠金融支持。降低育幼机构贷款门槛,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实施贷款财政贴息、加强担保贷款支持等方面提供帮助。二是推动政策性金融扶持。对民生需求旺盛的“一老一小”服务行业,建立政策性金融服务包,选取若干需求集中地区试点从设施建设到项目运营打包支持模式。三是拓宽融资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政府推动建立产业引导基金,扶持发展具备一定基础的优质企业。政府搭台为企业牵线,多方利用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支持育幼行业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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